其实，关于这个争论，最高法也有回应，详见:

摘录一二:

“24条”不能机械适用

“‘24条’存在“三大错误”。”中国婚姻法学会理事、长期从事家事审判的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高级法官王礼仁认为，“24条”中，以“婚姻关系”作为债务推定的根据或基础错误；无条件保护债权人的立法目的和范围错误；逻辑结构和举证责任分配错误。“如果直接适用‘24条’就可能导致‘婚姻关系是个筐，任何债务往里装’，以至于很多无辜的妇女孩子受牵连。因此，‘24条’应当废止，重新构建科学规则。”

王礼仁认为，在“24条”废止前，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用“判例抵制”，即在处理夫妻债务时抛弃或绕开24条推定规则，直接适用婚姻法41条及相关法律和法理判决，“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陈新文庭长在2015年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也强调过，不能机械适用‘24条’。”
具体说，就是对一方举债，认定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，应当坚持婚姻法41条——是否用于家庭生活。举证责任上，除婚姻法19条规定分别财产制外，对于共同财产制下的没有约定为个人的债务，如果举债人要另一方承担责任，必须证明借贷是用于家庭生活。

根据法理，夫妻间当然享有日常家事代理权；日常家事代理在夫妻借贷中，就是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借贷，一般多为小额借贷。重大家事应当共同决定，婚姻法解释(一)有明确规定。巨额借贷属于重大家事，自然需要夫妻共同签字，也就是共债共签。

没有共同签字的巨额借贷，对于没有举债的夫妻一方来讲，完全可以通过举证责任分配，化解风险责任。也就是说，本应当共同签字的巨额借贷，举债人和债权人单独借贷时，举债人和债权人就必须证明其借贷用于家庭生活(包括家庭经营)，另一方才能承担责任。为了保护善意债权人，债权人能够证明自己有理由相信属于夫妻合意的，也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，但实践中难度很大。通过举证责任分配，可以把风险转移到举债人和债权人身上，有效杜绝虚假债务和违法债务。

温州一位法官使用“二十四条”宣判过他人后，自己却因“二十四条”败诉，搬进了800元月租的民房里；云南有位群友4个月没吃过一口肉，只能在晚上去菜市场挑剩下的菜叶；济南的一位小学老师寒暑假去小吃店打工赚钱，工作时会戴上帽子和口罩，害怕被人认出来；杭州一位群友，医保卡被查封，患了乳腺癌，只能借钱来做手术……

“婚姻有风险，离婚须谨慎”

群里与王锦兰同病相怜的，包括公务员、教师、记者、国企员工……他们的共同遭遇显而易见：因为“二十四条”而被动负债，官司缠身，工资账户被冻结，被法院列为“失信被执行人”，负债从几万元到千万元不等。

群成员彭云、李秀萍等人开展的一项面向527名成员的实名问卷调查显示，87.1％的群成员为女性，80.6％受过高等教育。超过一半的人说，自己的涉诉金额超过100万元。

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索“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第二十四条”的关键词，出现的判决书多达81288份。仅2016年一年就新增了30484份。

去年5月，王锦兰在自己的微博上发表了一篇文章《婚姻有风险，离婚需谨慎》。文章的点击量达到了650万次。

在博文中，她贴上了自己的婚纱照，并告诫所有人：如果决定结婚，一定要先学习《婚姻法》，特别是司法解释“二十四条”。

“一旦你嫁错了人，婚姻就能埋葬你的一生。这个错误的代价是巨大的，可能你穷尽一生都无法走出困境。”她这样写。

婚前，王锦兰对婚姻有过幻想：谈场“舒服”“长久”的恋爱，生个可爱的孩子，过温暖的一生，“不怕无聊，不怕老去”。

可在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后，她把自己微信朋友圈里过去的照片全部删掉，不敢跟人提起自己是单亲妈妈，害怕一遍遍向人解释为什么自己总是孤身一人。

她更担心的是自己万一成了法院认定的“老赖”，自己和孩子又该如何抬起头。

失眠时，王锦兰常在心里呼喊：为什么是我，谁来帮帮我？

真当困境发生后，很多人会先从谴责自己开始：为什么是我遇到了“人渣”？梁女珠就是这样的。

在前夫欠债500万元并“人间蒸发”后，梁女珠的第一反应是“哭”。

她一个人开车来到广东佛山的一个小湖边，从白天哭到了晚上，整整8个小时。大学同学找到她，送她回家。母亲笑着对她说“回来就好”，但话音刚落也跟着哭了起来。

当时的梁女珠害怕接到陌生的电话，害怕快递，看见蓝色的邮件封皮就哆嗦——那通常代表着传票的到达。每收到一张传票，她都会躲进屋子里大哭一场。

她的父亲卖了两套用来养老的房子，一家一家登门还钱。梁女珠不止一次告诉父亲，“借钱的时候我们不知道，也没用钱，不要还钱。”但父亲回答，借钱的人都是因为认识他们才借钱给她前夫的。

有一次，半夜11点有人带着醉腔，拿着砖头在门外骂骂咧咧地喊着要钱。70多岁的父亲拿着菜刀就冲了出去说：“谁进来我就砍死谁！”

梁女珠在那一刻突然抑制住了眼泪。“自己不能再软弱下去。我要保护我的家人。”

此后，当有人讽刺她“谁叫你们遇见人渣”的时候，梁女珠会这样回敬对方：希望您的女儿不会遇见人渣。

拒绝向命运投降

这些人的核心愿望，是废除“二十四条”。

因“二十四条”而负债者，并非没有成功摆脱的，但为数极少。在北京五道口附近的一家咖啡厅里，李秀萍麻利地从绿色的电脑包里掏出一本彩色打印的调查报告，指着其中一页里标红的小字说，“群里进入执行阶段的335人的案件中，只有1.8％翻案了。”

在她看来，靠个案的改变没办法解决“受害人”频繁出现的问题，“毕竟成功摆脱问题债务的人‘凤毛麟角’”。

李秀萍是“二十四条公益群”的发起人之一，也是群规的起草人。他们称之为“核心价值观”。

所有新人进群前，都被要求先阅读群规，如“本群坚决反对以拦轿喊冤的秦香莲形象代言群体受害者”。

当有人在群里一味地寻问解决自己个案的方法时，她会直言不讳地批评说：“遭遇‘被负债’，不是你的错，但是依然不思学习等待天降奇迹，继续法盲下去，以为能等到‘二十四条’自动废止的那一天，确实没必要入群。”

她希望呼吁带动更多的人，向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反映对“二十四条”的意见。她觉得这些人有发言权。

这个自称“曾经迷恋王尔德的老文青”，现如今被群友戏称为“特蕾莎修女式的人物”。

她把自己的身份定位是这个群里的“守夜人”，可也会被群友认为她“太过理性了”，甚至有点像个“外人”。

但在风平浪静的海平面之下，她的命运正在遭遇暗流。2013年，前夫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欠下300多万元的债务后离开。她负担的利息每天就要500多元。

如今，她的工资已被冻结，3个月没有领过1分钱。五道口附近的房子也已经被查封。她还患上了甲状腺恶性结节，靠着姐姐借给她的钱度日。

“所有的朋友都渐渐离开了我，当你‘被负债’后，如果还有朋友，只能说你负债还不够久。” 她面带笑容对记者说，“最后每个人都会怕你是来借钱的。”

可在一件事情上她不怕花钱。为了去游说更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，她的包里总装着100多页批评“二十四条”的材料。重要的部分都被打成了彩色。

为了拿到3角5分钱打印一页的价格，她会特意跑到附近的清华大学校园里去打印，一打就是100本。版本总在更新，有时旧版的材料没有发完，新版又要打100本。

她不断告诉群友，要“修法”靠的只能是“笨拙的精神”，没有捷径，也没有“蛋糕”可分，“因为‘蛋糕’本身就不存在”。

在她看来，“历史中的受害者群体注定不是有形的”，只是起到黏合剂和混凝土的作用，黏合凝聚起真正能够撬动起各方资源的地方。“大家一起低着头走，也许走着走着就走出一条路来。”

群里的成员也确实在“笨拙”地努力着。

有人为了联系一位本职是医生的人大代表，就托关系找人挂号，连续两个月每周都去医生那里看病。

有人在联系上人大代表之后，纠结应不应该发个短信提醒一下，结果全天都陷入到内心斗争当中，当收到回信后，兴奋得“整个人都蒙了”。

还有人依然在坚持给法院的法官邮寄自己手写的信件，告诉他们“二十四条”的危害。其中一位寄信人的工资已经被法院“执行”，从1000多元的生活费中拿出钱寄信，两年寄出1000多封，最多的一天寄出了120多封。

“这是在人被毁灭时最卑微的表达，拒绝向命运投降的姿态，虽然不能扼住命运的咽喉，但至少表示个体没有投降。” 李秀萍说。

判出一条“生”路

李秀萍曾经给湖北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王礼仁写信，希望他把过去剖析“二十四条”的文章标题《判出一条路》改成《判出一条生路》。

作为最早批评“二十四条”的法官之一，王礼仁对于“二十四条”的问题并不留情。他称“二十四条”为“癌症性”的，是“国家一级法律错误”。

在王礼仁看来，作为司法解释的“二十四条”与《婚姻法》第四十一条是相对立或割裂的。法条中说：“离婚时，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，应当共同偿还。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，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，由双方协议清偿；协议不成时，由人民法院判决”。

王礼仁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解释，在一方不愿偿还夫妻共同债务、债权人又不承担相应举证责任的情况下，这就导致“婚姻关系是个筐，任何债务往里装。”

在他看来，真正要解决问题，只能是通过法律程序，废止“二十四条”，重新构建规则。或者“判例抵制”，即在处理夫妻债务案件时，抛弃或绕开“二十四条”推定规则，适用婚姻法第四十一条、第十九条和家事代理原则以及公平的举证规则判决。这样可使“二十四条”名存实亡。

现任长沙市雨花区检察院检察长马贤兴第一次知道“二十四条”的时候，也认定了它是有“原罪”的。

当时，他还在宁乡县人民法院当院长，一位基层公务员找到他说，前妻炒股赌博，欠了很多外债后“人间蒸发”，他却不断被告上法庭。一笔75万元的借款他实在无力偿还。

这位公务员不断申诉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案子发回重审，宁乡县人民法院迟迟没有判决。

宁乡县法院重审合议庭的意见是“借款金额较大且未用于家庭生活，应该为夫妻一方个人债务”，可当时的庭长并不同意改判。

马贤兴找来当时的庭长问她：“有法律依据吗？”

那位庭长拿出了“二十四条”。当他看到“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”，他惊讶极了。

“中国自古有‘清官难断家务事’（的说法），用‘应当’怎么能这么草率呢？”他接着往下读，他又看见这条司法解释规定的两个“例外”情形。

后来，他把这两个例外比作“聋子的耳朵”，只有装饰价值，“这根本不符合我们国家的情况”。

他当时主张，这个案子应该改判。庭长提醒他“这样改就要翻盘啊”。他的回答是：翻盘就翻盘，要实事求是。

他认为，一些司法裁判人员因为有了“二十四条”，抛开上位法，不去对债权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合理性作考察，直接机械地套用“二十四条”。

现在，马贤兴把“二十四条”的问题比作皇帝的新装。“‘二十四条’已经产生了这么多问题，有些专家学者还说没有问题，关键是放不下面子。”他说。

李秀萍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无论“二十四条”在何时得到修正，仍旧会有一批人“倒在黎明前”，只是人数多少的问题。

她不止一次告诉群友，要走完所有的法律程序，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案子就这样“死掉”，“只要能够撑到黎明，生活也许还能改变”。

实际上，不少人的财产已经被“执行”。很多人的后半生，注定要背负巨额债务生活。但他们在呼吁废除“二十四条”的时候，甚至比一些涉诉的人还要努力。

武汉的一位小学老师，刚刚进群的时候，只是想着是怎么去解决自己的案件，咨询有关专家。但看着群里那些像自己一样被“二十四条”框住的人时，她想这已经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了。

“适用‘二十四条’的案子越来越多，意味着里面可能有更多受害人。” 她说。

如今她负债百万元，带着两个孩子，一个月只有1400元的生活费。

这位教师表示自己的努力中也有“私心”：“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被‘二十四条’框住。要不然我都不放心她嫁人。”

对孑然一身的李秀萍来说，那套被查封的房子是一种寄托。

每次进门后打开灯的一瞬间或出门前锁门的一瞬间，她脑子里都会冒出自己瞬间就会流落街头的想法。

活在“二十四条”阴影下的近4年，她形容就像身处一个无法选择的长夜。

同道者纷纷告诉她，如果在大家的努力下，“二十四条”被废止了，他们还想继续做公益。但她想的是，自己其实不是喜欢扎堆儿的人，“希望我的余生还能有机会安心回归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简单活法”。